香港住房保障体制很难学
　如果超越单纯的良好愿望，冷静地分析中国内地和香港的社会、经济环境及其差异，我们会发现，香港住房体制内地无法学、不能学。

　　至少有如下几个理由，内地永远无法学到香港住房保障的精髓。

　　香港是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中设计住房保障制度的，而内地面对的则是一个内部差异极大且时刻变动的环境。

　　尽管香港是一个高度开放的经济体，但就住房保障来说，更像一个封闭的城邦，其保障只针对香港永久居民。此外，香港的人口统计、收入和资产统计以及政府财政都十分透明，这使得政府可以比较精确地制定相关计划，可以实现有效的“数目字管理”。

　　相反，内地住房问题的产生，一个重要原因是城市化引起的人口流动。如果某城市搞高覆盖的住房保障，他到底该针对谁？如果仅针对户籍居民，且保障的福利成分很重，则与当前所倡导的剥离附着在户籍上的特权这种大趋势背道而驰。如果这种福利平等地给予所有的非户籍人口，则在那些一线城市，需求将是无限的。

　　香港保障住房能做到方案的科学化和管理的精细化。

　　内地住房保障基本上以城市为单位的，每个城市政府在推动住房保障工作时，名义上是以市民利益为本，但实际上是一种政绩驱动的模式。保障房制度要有序运转，必须环环相扣，对细节要求极高，这种政绩驱动模式，绝不可能做到这点。此轮保障房建设中的质量缺陷、地段偏远、交通和配套不足等问题，根本原因也在于政绩驱动性质上。

　　再比如，保障住房推行到一定规模后进入长期运转，财务平衡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香港政府在公屋上也是严重入不敷出的，但香港房委会通过小区配套商业物业上的利润及出售居屋来弥补，大体上能做到收支平衡，其财务状况每年都向全社会彻底公开，盈利较好的年份还会给公屋居民减租。内地如果引进这种补贴性很强的公屋，光财政就会很艰难。

　　据报道，内地此轮保障房以公租房为主，然而，很多官员一方面将公租房解释为租金略低于市场的出租房，一方面又将其类比于香港公屋，竟然连香港公屋租金只及市场1／4到1／3这一基本事实都没有搞清楚，指望这些人来维护保障住房的可持续发展，悬得很。

　　香港真正做到了在保障面前人人平等，一个人能否得到保障，仅取决于其收入和资产，与职业、身份无关。但纵观内地过往政策，却投射了太多的身份区隔意识。

　　起初的保障房大多针对公务员、事业单位员工，后来，有些地方的保障房又与产业导向、地方经济支柱挂钩，如一个地方要发展高科技行业或回报纳税大户，政府就将保障房蛋糕私自切给相关企业。这些做法，与政府严重偏好产业政策的价值取向紧密相关，虽然民众接受度稍高一些，但究其根本，也是一种违背公民平等权利的行为，更何况政府拥有如此大的自由裁量权，会导致大量的腐败和寻租行为。

　　也有些地方借鉴香港方法，面向全体户籍人员按收入和资产排队，这看上去是一种进步。但问题是，收入可以合法隐瞒，资产也可以合法转移，即便没有恶意骗购，程序一切合规，也会因为人们的收入、资产数据没有考虑到隐性收入和退休福利等差异严重不可靠，从而无法实现保障公平。在官员财产公开都无法实现的情况下，以为用收入和资产作为保障标准就能实现公平，无疑是极为天真幼稚的。

　　其实，香港住房保障内地不仅无法学，更不能学。

　　香港的个人所得税很低，累进性弱，遗产税也很轻，加上很长时间以来都没有最低工资制，所以香港社会的贫富差距很大，基尼系数高达0.53，但因有较高覆盖率、带有福利性质的保障房的存在，香港居民的福利差距，要比基尼系数所显示的收入差距小得多。故而，香港住房体制在相当程度上替代了税收制度，在收入再分配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可以肯定，内地要硬学香港，只能学走样。内地移植那种高覆盖、再分配效应强的保障住房制度，又绝无可能做到分配公平，其结果只能是制造更大的不公。事实上，过往的保障房政策给中国社会制造的问题远远比它所要解决的问题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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