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功能城市”走向“文化城市”
早在1933年诞生了关于功能城市的《雅典宪章》，这个宪章是为了应对大工业时代导致的“城市病”——比如说交通拥堵、环境污染、失业、棚户区的蔓延和城市中心的人逃离城市。面对这些“城市病”，当时一些规划师、一些建筑师、一些社会学家集中在一起研究解决“城市病”的治本之策，大家认为城市需要合理的功能分区的规划，对于城市的居住、工作、游憩和交通要在合理的区域里妥善地安排。

　　《雅典宪章》，在国际上曾经一度有它绝对的权威，所以很多城市都是按照功能城市的理念进行了建设，包括中国的很多城市。比如首都北京，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历届总体规划都是按照功能分区进行规划，比如说通惠河以南是化工工业区、通惠河以北是机械纺织技术加工工业区，酒仙桥是电子元件器件工厂，西郊是首钢钢铁工业区，北郊是科研、办公区，西北郊是大专院校，西郊是公园游憩的地方。这样一种功能分区规划图看起来很漂亮，黑颜色的是工厂、棕色的是仓库、绿色的是休息的地方、黄色的是居住的地方，但对城市、对人们生活的不良影响很快就显现出来。“当时我在北京的西郊月坛居住，我上班的工厂是在东郊郎家园，每天早上要从西郊骑着自行车一个多小时到东郊上班，与我同行的有千百人的骑车大军，黑压压地就从西往东骑。每天下午要顶着夕阳，也是伴随着自行车大军从东边往西边骑。”单霁翔说。

　　正是因为盲目的功能分区，使人们每天都要花很多的时间在路上，人为造成交通堵塞、环境污染和休息时间的减少。单霁翔认为，当前我国处于城市化快速发展阶段，城市建设以空前的规模和速度展开，仅仅以功能来规划城市已经不能满足人们的文化需求。一座城市都必须以文化战略的眼光进行审视，从全局的和发展的角度进行思考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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